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摘自《解放军报》2012年3月1日

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由于没有强大的国防，成了任人撕咬的肥肉，要使新中国成为谁也啃不动的硬核桃，真正站得住、不受人欺负，就要有尖端武器。

毛泽东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国防尖端武器装备不但代表着综合国力，而且代表着军队现代化的程度。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为世界5个（美、苏、英、法、中）有核国家之一。

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早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第二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此后，毛泽东又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既努力争取苏联的帮助，引进“两弹”技术，少走弯路，又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这一年，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不久国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

1959年6月，苏联终止合同，随后撤走了专家。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把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要造“争气弹”。

为了加强对“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领导，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尖端武器研制工程。中央专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全国、全军一盘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统一调度，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等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任务，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

从1963年3月起，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原子弹进入研制的总攻阶段。经过千百次试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秋研制出来了，但进行试验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美国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威胁。

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不怕威胁尽早试验两套方案。毛泽东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7个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氢弹与原子弹虽然杀伤原理是一样的，但它是原子弹引爆的热弹，因此威力要比原子弹大得多。制造氢弹也比原子弹复杂。为了突破氢弹技术，1960年起，在钱三强负责下，开始了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原子弹爆炸后，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展开对氢弹的研制。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中央专委批准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一个个被攻破。氢弹按新的理论方案进行了设计研制。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枪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核武器

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西方国家有些人讥笑中国“有弹无枪”。因为“导弹”是原子弹的“枪”，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中远程导弹，飞机投放保险系数低，核武器就没有多少实战价值。但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工程是在毛泽东的通盘考虑下安排的，并且是“导弹第一”，也就是说枪在前，弹在后。

1955年，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后，提出了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发展的建议，中央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随即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并组建了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

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要“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

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1964年6～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为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就能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核武器，9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在抓紧研制运载工具的同时，研制核弹头的工作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

导弹核武器是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的战略武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尽快实现“两弹”结合，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一架獾式轰炸机在中国西部上空投下一枚小型核弹，核弹按设计要求在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

核航弹投放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立即组织集中力量研制导弹核武器。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并决定先搞“冷试”（即弹头不装核材料）后搞“热试”。毛泽东在试验关键阶段，鼓励主抓此项工作的聂荣臻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聂荣臻转达了毛泽东的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深受鼓舞。

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27日上午9点整，大漠上空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打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回应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讽。在此之前的7月1日，组建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并将其命名为第二炮兵。不但有枪有弹，而且有了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1970年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相继完成飞行试验，1971年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80年5月18日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88年9月15日潜地导弹由潜艇水下发射成功。

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1957年至1958年1月，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8月间，聂荣臻召集专门会议，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研究机构。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卫星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躬身仔细察看T-7M探空火箭，得知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他兴奋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他鼓励大家为发射卫星做准备。

经过艰苦的努力，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1964年6月，中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中央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代号取为“651”工程（因1965年1月钱学森建议而命名）。

考虑到人造卫星的国际政治影响，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后来居上，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经过论证，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命名为“东方红1号”。为了能看见它，在末级火箭上设置“观测裙”，使人们在听到《东方红》乐曲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卫星在太空运行时的轨迹。

同年5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为进一步加强对人造卫星研制的组织领导，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改组方案的报告》，使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集中到有关研究院。

1970年3月，“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l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4月1日，装载着2颗“东方红1号”卫星和1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4月2日下午，周恩来听取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

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当晚9点35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号令，“长征1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晚上10点，国防科委指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

一时间，“东方红1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世界仰视新中国。

当年，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决策研制“两弹一星”并取得成功，这是超越战略的胜利。与美苏英法相比，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苏联第一颗卫星83.4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8.22公斤，还是哑巴，中国的卫星173公斤，“看得见，听得见”。

有了“两弹一星”的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